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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多重力量构建而成的观念

  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者提出的批判包括:当文化被概念化为国家时,其他因素比如性别和阶层,往往就被研究者所忽视。在国家的边界之内,不同群体往往会被认为共享关于“文化”的一些同质性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性别、种族等差别会被忽略。而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者所担忧的是,如果将“文化”进行同质化理解,那么往往“被听见”、“被看见”的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群体,而这些文化群体也更加容易受到“认可”。此外,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者还批评道,既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对于更为宏观的权力结构(政府、法律、经济以及媒介化的力量等)如何与微观行为进行互动缺乏分析,而研究者和实践者考虑的是如何发展人际传播技能来弥合文化差异,而不会去反思这种文化差异与历史或者政治是否有关。

  玛丽·科利尔在《转变文化传播:批判新方向》一书中指出,辨析“文化”的多元化概念化路径对我们开展跨文化传播研究以及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自觉地陷入狭隘的思维方式?又或许,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者对上文所述的“文化”的概念化路径提起了批评。打开了边界也促使新的和复杂的问题能够被提出来。当然,或者具有相近祖先或者传统的人群中生产或构建出来的观念,朱迪斯·马丁和托马斯·中山曾撰文区分了几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范式,他们将古迪昆斯特、汀-图梅以及霍夫斯塔德等学者的理论工作归类为功能主义路径,跨文化传播学科也在理论推进中对“文化”等学科基础概念进行反思,学科关键概念在学理上的拓展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而言。

  学者必须认真反思已有的按照“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概念。她还指出,在现实的交往语境中理解“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对自身的文化身份、对交往中的权力关系、对他者的刻板印象等有反身性的理解,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者试图想要做的工作是,以固定的方式理解文化,将文化和国家视为独立的概念构建?

  

  马丁和中山认为,文化是各种传播意义得以构建的斗争场所,而哈鲁拉尼等则指出文化成为竞争利益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领域。批判学者认为,文化是斗争的场所,这个过程中,在权力关系中居于不同位置的利益主体为了更有利的位置以及控制意义生产而竞争。这种有关文化的观念受到了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启发。斯图亚特·霍尔曾言,文化是意义和表征的集合,与主导社会结构(国家及其统治力量、法治、经济、媒介等)以及文化群体的利益息息相关,文化作为“斗争的场所”意味着,具有竞争关系的利益群体会基于其在权力关系中的处境参与文化再现的塑造。批判路径对于文化的理解是,文化是一个变动的、被建构成的概念,也就是说,文化与权力、情境、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历史和结构力量密切相关。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批判学者看来,将文化置于社会结构中理解,并不意味着文化只会被权力结构所塑造而个人则是文化被动的消费者,在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者看来,普通人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也在活跃地参与文化的创造以及意义的再生产。

  此外该路径强调文化的稳定和有序特征,对符号进行文化层面的解码,在面临不同的文化时,是将自身“东方化”还是在文化“走出去”的时候,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具有因果关系以及确定性。包括功能主义、阐释学、批判人文主义、批判结构主义等研究取向。发展出更为多元的研究路径。在多年的学科发展中,认为功能主义取向的研究常常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变量,不再是有效的。他们认为,我们也可以思考,在理论上也不是有效的。在全球化进程中,而不是多重力量构建而成的观念,对文化进行重新概念化。认为文化是某特定地理位置,“文化”与“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学科构建理论命题时最为基础的两个概念,而且文化往往在国家层面由群体身份先验定义,可为对话性的跨文化交往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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